假如张朝阳出生在美国，假如张朝阳的早期教育背景是美国文化，那么今天的张朝阳不仅会是一个企业家，也一定还会是一个艺术家或思想家。 字串4

但事实没有成全这个假设。1964年张朝阳出生在中国西安市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而且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在中国的文革时期度过的。那是一个政治运动风云变幻、让“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整日惶恐不安的年代，那个时代的英雄是“交白卷”的张铁生和“读书无用，造反有理”的黄帅。
    张朝阳对童年的那段经历记忆犹新。他说:小时候正赶上文革，我父母都是西安东郊一个工厂附属医院的医生。工人们都不上班，学校也经常停课闹革命，小时候我非常淘气，也不用学习，可以整天在外面玩，可是儿童玩的天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像现在的孩子，要背负那么重的功课。后来我才懂得，一个淘气的儿童才能充分发挥他的天性，不致于毁灭将来长大以后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创造性。
    1976年文革结束，第一个大快人心的时代变革就是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而此时张朝阳正好步入中学时期。
    文革十年的动乱，造成知识匮乏和精神空虚的全国人民便如饥似渴地、自发掀起了全社会轰轰烈烈的学习热潮。十本一套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成了那个时期求学者最豪华的物质与精神的财富，但对于绝大多数经济贫穷的家庭来说，一次购进那样的一套丛书也是极为奢侈的开支。然而，它却几乎是年轻人通往大学之路的唯一选择。 字串1
    转眼间，整个中国社会便骤然从“读书无用”的时代一下子跳进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变革风暴中，更多的年轻人根本来不及思考什么，就淹没到了那个时代的高考热潮中。
    张朝阳是这样回忆的:76年我上中学时，正好恢复高考，我开始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埋头学习。我属于同龄人里较早有念书意识的一批人，很小就懂得，要想出人头地，学习是多么的重要。我常看《中国青年报》，上面有很多自学成材的故事，像杨振宁、李政道和中科院高能物理所里的一些自学成材的人物故事都深深吸引了我。我暗暗立下了大志向:要好好念书，将来出人头地。有了这样的愿望，我的成绩一直非常好。经过5年的苦读，我从西安的一所厂矿子弟中学转到了西安中学，后来又顺利地考上了清华。
    文革十年，极端与扭曲的中国政治运动，给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国人的文化思维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所有的变革都在一种愚昧的政治力量的牵引下走着极端的道路，这让中国人对自己已怀抱的文化创伤感觉麻木而不以为然。
    “大学独木桥”的竞争，不仅曾伤害了太多中国年轻人的智慧与自信，而且还使无数的家庭也蒙受在“比较挫折”和“智力等级”的伤害中。在白热化的考大学的竞争中，不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无一没有承受过在竞争中“怀疑自我”的内心痛苦的煎熬。这种文化的创伤甚至会伴随许多人的一生。 字串7
    张朝阳考上了清华大学。别说当时，就是现在，从现象上看都还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母校的荣耀、更是父母的荣耀。中国的文化一直是让人们永远活在“别人的眼中”而不是真正活在自己的心中。
    张朝阳至今对清华读书的那段感受刻骨铭心。他说: 81年我考上了清华，在清华是我心理成长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有种“炼狱”的切肤感受。我不知道清华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当时应试教育给我们的压力特别大。从77年到81年，报纸上的英雄人物都是自学成才，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很偏激的观念——念书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而且特别爱把人跟人比较，这家孩子跟那家孩子比怎么样，我家孩子又怎么样，造成了一种风气:念书最好的学生就是最好的学生，才可以去拿诺贝尔奖，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清华的5年就是这样非常艰苦竞争的5年，当时为了缓解这种压力，我练习冬泳。这样做与其说是想得到一种自我肯定，还不如说是“自虐”，好听一点叫锻炼意志。因为在这种竞争中，每个人都会产生自我怀疑，直至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到美国之后，我花了好多年才把它克服掉。
    从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其实都有着共同的感受。而且，同样的文化教育背景下也不可能有第二种结果。中国的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臭老九”的残酷迫害让许多有智慧的思想家心有余悸。意志坚定坚持真理的人也只能缄默不语，还有不少人采取观望“皇帝新装”的态度明哲保身，最可悲的、而且不在少数的知识分子却在无数政治运动中，盲目丧失了明辨真理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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